曾國藩、蔣介石等人對王陽明非常推崇，蔣介石甚至認為中日兩國的差距就在于一個王陽明：“儒道中最得力的，就是中國王陽明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哲學。日本竊取‘致良知’哲學的唾余，便改造了衰弱萎靡的日本，統一了支離破碎的封建國家，竟成功了一個今日稱霸的民族。”

今天，島君推薦的這篇闡釋陽明新學的文章，興許能夠就蔣介石的這番論斷給出一兩點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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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學智

來源｜正和島（ID：zhenghedao）

王陽明的核心學說是“致良知”。致良知是王陽明的核心概念，王陽明有很多哲學命題，比如說心即理、心外無理、心外無物、心外無事。晚年他主要是講“致良知”，致良知是他平定寧王宸濠以后提出的一個核心概念。

“良知”來源于《孟子》，“致”來源于《大學》的“致知”。有朋友問，“良心”和“良知”有何不同？我認為良知也就是良心，不過良知更加重視良心的自覺。你心里有良心，有時候你可能不自覺，但是良知著重的是這個“知”，著重強調良心是一種精明的、醒覺的狀態。這個良心為主體所知，是一種主動的、精明的狀態，所以叫“良知”。

王陽明除了是個學問家以外，還是個實踐家。在他這里，正確不正確一定要用自己的心去觀察判斷，不能盲目地肯定或者迷信外在的東西。自從他確立了心學的立場以后，他就在心學的基礎上不斷地擴大，隨著實踐的進展，王陽明的思想也在不斷地擴展。陽明有句話：“某于此良知之學，從百死千難中得來”，意思是我的學問是從百死千難中得來的，經過了很多生死搏斗、性命交關的艱難的環境和險惡的勢力，不是那么平坦過來的。

所以他讓弟子要多多地體會這種艱難困苦場景。直到晚年，王陽明都非常重視兢兢業業去做。王陽明說過：“《易》之辭是‘初九潛龍勿用’六字”。意思是《易經》的64卦，384爻，總結到一點，就是《乾》卦的初九爻辭“潛龍勿用”。“潛龍勿用”代表的是，人要沉潛下來，要苦練內功，不要忙著表現自己。就是說在學問沒有大成、事業沒有成就、各方面的修養還沒有充分之前，先要苦練內功，兢兢業業，不要浮躁，不要急于表現自己。所以他才說，《周易》384爻，歸結到一句話，就是“初九潛龍勿用”。

他說，《易經》是講變化的，但是無論如何變，變到哪一步，一定要遵循一個原則，就是“初久潛龍勿用”。意思是，你會遇到很多不同的境遇，對待這些境遇，有一個最根本的原則，即“初九潛龍勿用”：兢兢業業、謹慎小心、苦練內功、逐漸積累，然后再慢慢地表現，慢慢地沖破阻力，逐漸大成。

用“初九潛龍勿用”所表示的精神去處理事務；“善易者不占”，不去預測未來，靠“初九潛龍勿用”去認認真真、兢兢業業、苦練內功即可。這就是對于未來的積累，有了這個積累，你未來就可以成功；沒有這個積累，未來不能成功。只靠卜卦、預測、僥幸，是不能夠成功的。這就是王陽明對待《周易》的態度，王陽明的《周易》觀，總結為一句話就是：“初九潛龍勿用”。這句話對初學者非常重要。初學一定要有知識的積累，品行的提高，經驗的獲得，意志的磨煉，沒有這些就沒有后來的一切。

王陽明從龍場悟道，到“我此良知之學，從百死千難中得來”，中間經過一些轉變。總體上說，他早年注重兢兢業業、苦練內功，到了晚年，逐漸變得狂放起來，注重“狂者胸次”。他認為，人積累到一定的程度要開始表現。

他的“表現”主要體現在學說方向發生了改變。“致良知”是他晚年成熟的學說。 “致”的字義本來可以有兩個闡釋方向，比如說我們經常說的“招致”、“羅致”就是把外在的東西放在心里面來，這是“致”從外到內的方向。還有一個方向是從內到外的方向，比如我們經常說“致敬”、“致禮”，就是把我心中的敬意和禮貌給你，這是從內到外的路徑。

王陽明晚年的“致良知”有一個非常精到的意思，即這兩個方向是互相補益的。從內到外的方向，是從孟子出發，再加上龍場悟道確立的心學立場，認為每一個人天生都有良知，做事的時候要把自己的良知推至到外面去，就是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時候，要讓良知做主，即確定它的方向，不能做壞事。另一點就是從外到內，當你把你的良知推至出去做具體事的時候，會得到具體事物的知識。

王陽明的良知的內容比較廣泛，除了道德心之外，還有知識的方面、眼界的方面、境界的方面等。所以致良知最基本的是把心中本有的良知推廣到做事上去，做事的時候要受良知的指導，然后在做具體做事的過程中，獲得關于這個事物的知識，繼而讓知識返回到良知里面，使良知的內容豐富、擴大。所以“致良知”是沒有止境的。

王陽明說致良知功夫，公卿大夫也這樣做、三家村里的賣柴漢也這樣做。公卿大夫知識豐富，地位也高，但他仍然可以做致良知的功夫；一個三家村里的賣柴漢，文化程度比較低，他也可以做致良知的功夫。“童子有童子的致良知”。致良知就是每個人按照現在所具有的良知水平往外推致，往內獲得，這樣不斷地從內到外，從外到內地反復，使自己的良知越鍛煉越深刻，它的內容越來越豐富，包容越來越大。

王陽明的“致良知”學說里包含著非常精到的意思，最重要的是以道德為統領，以知識為輔翼。以道德為統領，指的是做事要按照自己的良知去做，即做事要講良心，要把自己的良知推廣到做具體事情上去，做每一件事情都是在良知規范的引導下，同時在做這個事的時候，獲得其知識，使這個知識充廣到良知里面來，使良知的包容越來越大，良知中的道德境界越來越高，知識越來越廣闊。其中，德性起統領作用，知識幫扶德性。德性和知識互相輔翼，兩者同步發展，逐漸深入。

另外，王陽明認為，道德本身有主動性，假如我們有些事情不會做的話，我們的良知也會主動地促使我們去求知。他主張的是整個人格的高遠、整體素質的提高，碰到不懂的知識，人的高素質可以逼迫著你主動地去求知。所以在王陽明這里，他給了道德性非常主動的地位。這是王陽明思想的一個精要之處。所以他的主要的學說就是“致良知”。

王陽明的致良知學說，在思維方法上是分析和綜合的統一。王陽明著重講心，講心不是把它分析得很精細，而是比較渾融。王陽明認為，只有渾融的、一般性東西，才能應對所碰到的各種具體問題。這其實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特點。

孔子那里有一句很有名的話，“君子不器”，意為君子不像一個具體器物一樣，只有特定的用途。具體器物是“此”就不能是“彼”。比如說桌子是一件器物，椅子是一件器物，桌子有桌子的用處，椅子有椅子的用處。而“君子不器”是說君子的人格應該是綜合的，有了綜合的比較高的素質，做什么都可以。這是中國文化一個源遠流長的傳統。

到王陽明這里，他著重的是精神的闊大、整個人格素質的提高。他認為每一個行為都是具體的，從具體事上得到的東西一定要充實到一般上來，而且在一般當中融為一體。不然的話，你只能應對此，而不能應對彼；只能應對彼，而不能應對此。

所以王陽明強調的是，具體知識應該在心里進行整合，這一整合有兩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是知識的功能，一方面是德性的功能。中國古代人的思維方法，充滿了比喻、類推、隱喻等，它不走邏輯的路數，它走人文主義的路數。人文主義很強調體驗、類推、比喻、想象等等。

王陽明強調的是心的綜合作用。在這一點上他和陸九淵是一致的。陸九淵主張“先立乎其大”，先把道德本心立起來，在道德本心的指導下去獲得具體知識。“先立乎其大”是孟子最早講的，這個“大”就是學問的綱領，要不斷地講，要反復地提起。陸九淵在這方面是非常突出的。

到王陽明這里，他覺得陸九淵的“先立乎其大”太單薄了，道德是需要強調的，但是道德背后如果沒有知識的支撐，將會是非常無力的。他希望道德處于統領的地位，但要有知識的根基，要有知識的支撐。這兩個東西相輔相成。

王陽明說，如果初學者沒有把知識性的東西通過理論性的投射變成道德性的東西的能力，只知埋頭格物，這樣就會偏離儒家修身為本的根本方向。王陽明認為，致良知就是把本有的良知推致出去，這是德性的東西，確定做事的善的方向，然后在具體做事當中，吸收做事的智慧，把它返回到良知里面來。

良知這個雪球越滾越大，里面所包含的德行、知識的東西越來越深入。王陽明看來，致良知就是知識和德性兩者都不放松，兩者齊頭并進。說齊頭并進還有分而為二的意思，其實在他這里，兩者是合一的、同步提高的。

所以，王陽明的學問是活的智慧，特別提倡整個素質的提高。素質的提高包括道德的、人格的，也包括知識的。他強調的是根本的東西。良知碰到實踐中的具體需求，就會主動地變為應對具體需求的一套辦法。他強調的是在根本上用功。這是王陽明思想的一個特點，他強調的是一套活的智慧，強調整個素質的高。

同一個行為，在陽明這里可以得到兩方面的收獲，一個是知識上的，一個是德性上的。所以王陽明的致良知學說是“生命的學問”，這是王陽明學說中最有價值的地方。

　　作者簡介

張學智，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2015年12月，北京大學哲學系與陽明教育研究院成立陽明學研究中心，張學智擔任該研究中心的主任。